书中的女主人公——杨珍珠，英文名字叫朱丽叶，出身于中国宁波的一个大户人家。她的父亲曾留学美国，是位名声显赫并有着进步思想的医生，母亲则来自于保守的商贾之家。珍珠曾有过无忧无虑的童年，直到日本人轰炸宁波，一家人才不得不逃往上海。

  当杨医生在上海站稳脚跟并能够给子女提供良好教育的时候，索卡尔一家像上海的大多数犹太难民一样，正过着举步维艰的穷困生活。尽管如此，罗伯特还是成功地获得了奖学金，顺利完成中学学业并步入大学学习。战后不久，这对生物系的大学生在校园邂逅一见钟情，并不顾家庭的反对结为终生伉俪。

  为了继续学业，两人暂时前往美国的芝加哥。几个月后，共产党在大陆夺取政权，他们却无法再回到中国。随后，在接踵而来的各种政治运动中杨家失去了所有财产，并受到严重的人身攻击。与家人的分离和音信的隔绝使珍珠在美国倍感孤独。为此也导致了这对年轻人的跨国婚姻一度陷入危机，直到两个孩子出生之后才得以缓解。与此同时，作为科学家的罗伯特在事业上蒸蒸日上不断取得成绩。

  本书作者曾多次前往美国长岛，对年逾八旬的索卡尔夫妇进行了详尽细致的采访，同时也曾去过上海和宁波两地，对书中主人公的亲友进行了采访，并对当年的生活环境作了实地考察。经多方面的调研和材料收集才写成此书。在二十章的篇幅中，两位主人公交替叙述了他们的生活，有些地方用了第一人称的形式。然而，这不仅仅是一段不同寻常的爱情故事，也是一段不同寻常的人类历史，并伴随着那个时代所有的矛盾、残酷和无奈。无论是在欧洲、中国，还是最后在美国，历史和社会的种种变迁总是不断地撞击并深深地影响着主人公的命运。书中所附的家庭相册和历史照片则使他们年迈的生命和逝去的青春变得更加生动、鲜活。

序

  如果宁波的居民遇到分外稀有而又价值不菲的东西，便称之为“大黄鱼”。虽然时常会有这种鱼入网，但是真正稀有的大黄鱼却是很少可以捕到的。
  朱丽叶·珍珠·杨和罗伯特·罗伊文·索卡尔之间的爱情故事就是这样的一条大黄鱼，是一个引人入胜而又非同寻常的故事，是一段另人难以置信的罗曼史。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一个地处远东畸形发展的城市——20世纪中叶的上海。30年代末，主要以德国和奥地利为主的一万八千名犹太移民来到上海寻求避难。这并不是他们自愿的选择，而是因为当时的上海在欧洲被看作是暴徒横行之地和罪恶滋生之源，是冒险家与各式人物聚集的大都市，那里同样笼罩着阴霾、同样充斥着战争。然而，在经历了奥地利遭吞并和十一月犹太人大屠杀之后，几乎所有的国家都躲入官僚壁垒之中，对很多犹太人来说，这个长江三角洲的港口城市成了他们最后逃生的避难所。这里集结了各种势力，相互打压，觊觎政权，导致签证也就无人问津了。

  当时，几乎没有一个难民了解中国。即使在后来长达十年被迫滞留中国的时间里，他们与周围的接触也十分有限，只是在迫不得已时才会同中国人进行交流。而能逾 越真正的中国语言城墙的，更是寥寥无几。许多人甚至没有吃过一顿中餐，与当地人从无来往，更不要说和他们其中的某个人恋爱了。一万八千名移民中，有中国伴 侣的也许不到十个人。相比之下，今天的西方年轻人几乎没有在上海长期单身的情况，而与当地人建立姻缘关系对于当时那些贫困之极、在权宜之中委曲求全的移民 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谈。难民式的恋爱，最多不过是与夜总会里舞女的一段艳情。真正严肃的结合、与亚洲人的婚姻简直是无法想象的。
  罗伯特和朱丽叶却敢于尝试。作为本书的作者，我很想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于是我开始追寻他们的故事。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两个家庭，两种文化，两个大陆。

  这个故事吸引我的另一个原因是科学的本质。学习，认知，研究——这些在两个主人公的人生历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罗伯特从前在维也纳家乡是个毫不起眼的学生，在中国方才显露出其天赋特质。那时的世界混乱无序，他却以骄人的成就，削减了很多来自外界的无礼苛求。1943的上海显然不是在科学领域大展宏图之地。这里的大学不仅与西方世界，而且与中国的其他地区也相隔绝。尽管如此，罗伯特·索卡尔还是成为了当代最著名的生物学家之一。

  1947年，索卡尔在上海大学毕业，五年之后，在芝加哥发表了博士论文。他首先致力于生物统计学的研究。他与詹姆斯·鲁尔夫共同著述的教材，在学术圈内被奉为“圣经”而流传广泛，影响了行业内半个地球上的几代学生。50年代，他与彼得·斯尼兹共同创立了一个新的特殊学科——数字分类学：即利用数学方法和当时一种刚刚发明的技术——计算机，对生物体进行分类。索卡尔发明的研究方法如聚类分析等最初都引起了很大争议，如今却早已成为生物学，甚至其他学科的标准。

  除爱情故事和非同寻常的科学之路外，故事发生的主要地点——上海则是本书的第三个魅力所在。当时的上海已经成为展示文化多样性的一个“热点”和全球贸易的枢纽。在那个野蛮，同时又十分繁华的30年代，上海所展示出的世界性无处可及，是一个复杂多样的种族和文化的大杂烩，一个肮脏的世界奇迹。她的摩天大楼甚至超过了欧洲的任何一座；她拥有的银行数量世界第一；她的赛马、交响乐团以及贵宾楼饭店更不怕与其西方同行一较高低。然而，就是在这座城市中，生活着一百万中国难民，每年有上千人横死街头，1/4的儿童死于襁褓之中。“上海思维”——这个含混不清的概念涵盖了善恶两极的鲜明意识。正义与邪恶，真理与谎言，这些道德准则在这里都失去了其价值。然而，同是在这片土地上却也隐藏着圣洁——她毕竟提供了一个战争中的避难之所。